流放这刑罚，在古代确实是重刑。不同朝代对流放的定位不同，如唐代流放分三等（二千里、二千五百里、三千里），宋代则常与刺面、杖刑结合为刺配，其严重程度需结合具体朝代判断。
犯人通常需带枷锁步行，官差跟着长途跋涉也遭罪，大多不愿干这苦差事。可奇怪的是，只要押解的是女囚，官差们反倒抢着去，这到底是为啥？是女囚好管，还是有别的猫腻？
自打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出现，秦国靠商鞅变法变富强后，后世很多君主都特别看重以法治国，各种法规和惩治办法多到数不清。按严重程度分，主要是刑和罚两种。
刑大多是伤害身体或者让人痛苦的，用来威慑其他人，最重的是死刑；轻点的有割鼻子、砍腿、脸上刺字，这些肉刑在汉文帝时期已多被废除，后世虽有恢复，但并非主流。
罚就不一样了，多是罚钱、没收财产，再加上服徭役或者兵役。要说哪种非死刑惩罚较重，流放发配确实算一个，把人赶到老远的地方，很多时候一辈子难回故土。
流放这做法，老早就有了。中国人向来重视故土家国，背井离乡去远方，是特别让人难受的事，也正因如此，流放才成了管用的刑罚。
从秦汉时候开始，流放就用得很广。秦汉时期流放多针对政治犯、重罪者，普通死刑犯较少减为流放。而且流放的地方不是随便选的，那会儿华夏疆土没现在大，流放地大多是边疆、蛮荒地区，环境差、条件苦，想在那儿好好活下去都难。
有意思的是，以前的流放地，现在好多都成了繁华地方。宋代刺配的主要地区是南方的湖南、广东、海南。除了南方诸州，现在的两广地区，在宋代是热门流放地。两广的气候比北方热还潮湿，犯人去了容易水土不服，那时候医疗不行，水土不服引发的病，很多时候能要了命。
还有天府之国的四川，以前也接收过不少流放的人。按理说四川自然环境不错，犯人不用太担心活不下去，可古代交通不便，四川与中原地区往来困难，“蜀道难于上青天”的说法确实反映了路途艰险，这让流放之路变得更惨。
到了清代，流放的人又多了个去处，就是关外的宁古塔，也就是现在的黑龙江宁安，辽宁沈阳等地。对江南或者温带地区出生的犯人来说，宁古塔等地冬季严寒，确实如同人间地狱。
流放路上不好走，就算侥幸活到流放地，等着犯人的也多是当兵或者干苦力。可历朝历代，得罪君主或权臣的人不少，流放队伍里也有很多名人。这些人里好多以前身居高位，因为政治斗争输了，才落得流放的下场。
唐代的韩愈，是“唐宋八大家”的领头人，他因为唐宪宗痴迷佛教，要迎奉法门寺佛骨，觉得这事劳民伤财，几次上书反对。唐宪宗大怒，把他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就是现在的广东潮汕地区。
宋代的苏轼因党争被流放，他先后被流放到黄州（今湖北黄冈）、惠州（今广东惠州）、儋州（今海南儋州），其中儋州是当时宋代疆域的最南端，是宋代对官员流放的极刑。
文学作品里，写流放最多的要数《水浒传》，里面不管是官员还是老百姓，犯了伤人的罪，大多判刺配。为啥伤人不用偿命？宋代法律规定，伤人罪根据情节轻重分为不同等级，并非所有伤人罪都判刺配。
不过《水浒传》作为小说，也存在一定的艺术夸张。比如宋代边境不太平，将部分犯人刺配为厢军，确实有补充兵力的考虑，但也不是完全没军饷的士兵。宋代厢军是有固定军饷的，只是待遇低于禁军。
犯人流放不能自己走，得官差押解。押着犯人步行去流放地，本来是苦差事，没人愿意干，实在推不掉才去。可凡事有例外，要是押解的是女囚，官差们反倒抢着去，这背后有几个现实原因。首先，押女囚上路，犯人反抗或者袭击的几率确实较低。大多数女子体力较弱，相对容易管理。
而且有些官差还想要欺负、羞辱女囚，虽然这些情况史料中不多，但也是一个小原因。不过古代押解女囚时，有时会允许女囚的家属随行，或由女役协助管理，有人监管。发生这种事的概率也较小。
这么看下来，押解女囚确实比押解男囚危险少、管理易，对官差来说相对轻松，说它是好差事，也确实没说错。
可这背后，藏着古代女囚的悲哀，她们本就因罪流放，还要面对路途艰险和可能的欺凌，连最基本的尊严都难保住。
而官差们的争抢，也暴露了人性里的自私，在权力缺乏有效约束的环境下，有些人会把别人的苦难当成自己的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