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定国攻下桂林后，捉到了早前投降孔有德的明朝叛将陈邦傳。陈邦傳和他的儿子被押解到贵阳，孙可望下令将其父子剥皮处决。陈邦傳被处死后，他的尸体被展示在贵州和云南等地，旁边立着一块木牌，牌上写着：逆犯陈邦傳曾经四处劫掠皇榜，抢掠宫人，罪行严重未曾受到惩罚。未有悔过之心，反叛背主。现已被捕，押送至军前，命将父子剥皮示众，传于滇、黔！
陈邦傳的背叛事迹之前曾被提到。他在王夫之的《永历实录》中被列为叛臣，王夫之记载称当清兵攻破平、梧，广州也陷落，李元胤的部队在肇庆溃败后，陈邦傳选择西逃，企图劫持皇帝以投降。陈邦傳惧怕正义之军，因此不敢入南宁，与焦琏约定联手守城，但夜间突袭攻破焦琏的营地，杀死焦琏，献上焦琏的人头投降孔有德，要求孔有德带领部队攻南宁，并承诺作前导，劫持皇帝成功。孔有德考虑到陈邦傳手中有平蛮将军印，土司不愿违背，因此没有让陈邦傳继续行动。他不仅意图劫持皇帝，还杀了忠勇的焦琏，最后带着焦琏的人头投降了孔有德。 如此一位谋逆之人，还成为了汉奸，孙可望决定将其剥皮示众，这在当时并无不当之处。陈邦傳被处决后，黔、楚地区的百姓无不感到欣慰，这也显示出陈邦傳的不道德。然而，陈邦傳被处决不到一个月，永历朝廷中就有人对孙可望提出了批评。这个勇敢反驳孙可望的人，是时任山东道御史的李如月。他上奏弹劾孙可望，指责他擅自处决勋将，无视臣子之礼，永历帝认为李如月的弹劾言辞妄乱，破坏制度，于是命令将李如月廷杖四十，执行地点是在午门外，这显然是想要保全李如月。 然而，李如月并未就此罢休，他悄悄将奏疏另抄一份，并在封面上写明：大明山东道御史揭帖，并递交给了孙可望驻扎在安龙的部将张应科。很快，孙可望派人将李如月逮捕，押解到安龙并剥皮处死。临刑时，李如月大声呼喊，表示死得痛快，浑身清凉，他不停地咒骂孙可望，直至断肢后，依旧在心中恨骂，直到最后颈部断裂才死去。 李如月称陈邦傳为勋将一事，回顾起来显然是没有任何道理的。前文已经提到，陈邦傳投降了清朝，甚至想要劫持皇帝，显然已经是叛国的汉奸，怎么能称其为勋将？李如月显然是在为这样一位叛徒鸣冤，但他在奏疏中已经明确表示了陈邦傳的罪行，并要求加上恶谥，以警示其他奸凶之人。 李如月弹劾孙可望的原文中提到，擅杀勋将，僭窃之奸同于莽、操，请除国患，这里的僭窃意思是越权与窃夺，李如月的意思是，陈邦傳虽已为叛臣，但孙可望没有经过正式程序就直接剥皮处决，这是不符合臣子之礼的。按照制度，像陈邦傳这种犯了大逆罪的人，应该先由刑部审定，再由大理寺复核，最后由皇帝决定是否处死。孙可望直接越过朝廷，擅自处决，理应受到弹劾。 此外，《南明史》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中提到，李如月在临刑时仍大声骂不屈。这件事后来被一些封建文人渲染为忠臣义士。事实上，陈邦傳在南明时任职庆国公，行为霸道，民众疾苦；他投降清朝后，未能劫持皇帝，又杀害了宣国公焦琏，确实是叛国贼子，应当处死。孙可望的处决并无不妥。但李如月称他为‘勋臣’，无疑是昏庸的表现。 通过这段描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如月的批评并非完全为陈邦傳鸣冤，而是因为孙可望擅自剥皮，越过了朝廷的正常程序，而李如月试图借此指责孙可望不遵循正常的法制程序。李如月弹劾孙可望的行为，是站在维护制度和正义的立场上。 总结来看，李如月之所以遭遇极刑，并非因为为一个已经被处死的叛国者鸣冤，而是因为他认为孙可望在未经过皇帝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处决陈邦傳，违背了朝廷的规矩。虽然当时的南明官员在大部分情况下无法与武将们抗衡，但李如月的举动符合大明朝廷的法制和礼仪，理应受到保护。孙可望处理此事的方法极为残忍和无理，直接剥皮处死李如月，也表现出他对朝廷制度的蔑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孙可望的做法不仅是愚蠢的，还暴露了他在处理政务时的极端方式。如果他能理解当时的官场规则，选择更加圆滑的方式处理这件事，或许能避免这一切的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