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文充满文学性、故事性、想象性,为广大民众带来精神享受和实践指引。古往今来,大多数老百姓都对戏剧有着迷之青睐,喜欢在闲暇时光里享受戏文演绎带来的无限惬意。
其中,每个朝代都拥有每个朝代所不同的戏剧形式和特征,清朝作为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是我国封建传统文化发展至鼎盛的见证,其戏文作品也以在前朝不断的积累下越发成熟而独具进步性。正所谓“戏剧一道,有清一代为最盛”。
一、内廷与民间,不同视角下的薛家将戏女性形象
女性话题一直受到大众关注,由于天生的弱势和社会分工的不同,在中华民族数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女性形象都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始终处于男性的“附属品”位置。
随着社会的进步,女性地位不断提升,这一转变既能从女性职场变化获悉一二,又能够在多种文艺作品中得到体现。在清朝薛家将戏作品中,很多女性形象被塑造得惟妙惟肖,不仅在传统两性视角下作为男性妻子而出现,而且在多种事由中充当主导性力量,体现出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群体的态度转变和情感变化。
薛家将戏中塑造的女性形象主要包括忠君善战的女将形象、尊夫守节的贤妇形象,以及惩恶扬善的女仙形象,一反传统封建女性唯唯诺诺毫无社会地位的常态,为当代戏剧类型化创作作出重要表率。
在清代薛家将戏剧作品中,对于女性形象的描绘大致从两个角度出发,其一为内廷戏本视角,其二为民间戏本视角。
清代内廷视角下的薛家将戏女性形象,普遍保持忠君爱国的良好品质。丁汝芹在《清宫内廷演剧始末考》中有言:“有清一代,内廷盛行演剧”。由此可见,清代宫廷中戏剧艺术广受欢迎,其代表作有《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和《故宫珍本丛刊》。
《清宫昇平署档案集成》曲本有58册,剧目近乎400出,包含有大量薛家将戏,如《征西异传》和《西唐传》,均以“征西”作为主要故事载体。
《征西异传》和《西唐传》在前期情节相似,后期发生不同的故事情节,不过其在对女性形象的描绘中,“薛金莲”、“柳氏”、“樊金定”等女性面临危机战况,都表示愿意直接上战场参与救夫救驾等重要事项。与此同时,在以上女性进入军中之后,接连引出窦仙童、陈金定、窦金莲、樊梨花等重要女性形象,展现出清朝内廷对于女性上阵杀敌、忠君爱国之形象的极力塑造。
清代民间视角下的薛家将戏女性形象,普遍保持坚贞不屈的良好品质,其主要作品有《清车王府藏曲本》和《俗文学丛刊》,这一类作品普遍反映清代底层民众对社会文化、价值体系、信仰等方面的期许,在女性描绘方面,侧重展现出对女性道德品质、贞操守制方面的要求。
《清车王府藏曲本》中剧目《纷河湾》描绘道,薛仁贵回家看到床边有一只男子的鞋,误认为妻子刘应芳出轨,便想要动手杀了妻子,待妻子解释鞋子是儿子薛丁山的之后,他才后知后觉,在回家的路上已经亲手将其杀害。其戏剧内容警醒当时的女性群体,要坚守自己的贞操,否则将很有可能成为自己丈夫的“刀下魂”。
“文以载道”,戏文故事虽是故事,却在有意无意间向大众传播着特定的价值观念,帮助统治者发扬其重要的统治思想,从而以文化艺术力量加固政权统治。
二、女将、贤妇、女仙,清代薛家将戏女性形象类型
清代薛家将戏剧作品通过大量戏剧故事,向观众集中展示出三种明显的女性形象,包括忠军善战的女将、尊夫守节的贤妇、以及惩恶扬善的女仙。
忠君善战的女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对女性长期保持着“贤内助”的潜在要求,主张妇女在家应当成为男性“背后的女人”,说白了就是要求女性心甘情愿成为光环背后的衬托者、辅助者,也就注定其没有崭露头角获取自我功绩的机会。
在薛家将戏剧中,其女性形象得到较为彻底的扭转,为了援救自己的亲人,女性可以像男性一样义不容辞的冲上战场。
《棋盘山》剧目中,窦仙童的美貌得到大家的公开性认可,“好绝色的女子”,女子出现在军中不再需要畏畏缩缩将自己伪装成男性。清朝薛家将戏剧中的女性形象直爽、无畏,同时保留自己的女性魅力。
在武力方面,其女性群体也表现出“巾帼不让须眉”的英勇,且在文学创作影响下,多为女性都具备自己的仙术或宝物,克敌能力直线飙升。
剧目《锁阳关》中窦金莲自知武力不胜薛景山,便提到“有了,不免用法术擒他便了”。这一台词为天生柔弱的女性战胜男性作出合理解释。
清代薛家将戏剧中的女子经常被授予将军形象参与战斗,虽然在前期会受到家人和敌人的质疑,但是在后期则总是因为其应用战胜敌方的反转情节而令大家刮目相看。
正如薛金莲在提出和哥哥共同上阵救驾时,其哥哥薛丁山、母亲都对薛金莲提出了质疑,唐军将领也口出狂言对薛金莲屡屡轻薄,扬言要将其送给元帅做夫人。直到最后战情反转,女性将军的形象则显得更加耀眼。
尊夫守节的贤妇。这一形象与我国传统文化十分契合,宣扬女性在家庭中尊夫从父的传统贤良形象。剧目《汾河湾》中,薛仁贵多年不在家里,妻子柳迎春独自抚养儿子,十八年间任劳任怨,从累不会因为其过程的艰苦而选择改嫁他人,坚守自己的节操。
试想,如果放在现代社会,丈夫离家近二十年不归,那么作为自由人的妻子是不是选择爱上别人也并不为过呢。
在柳氏坚守贞操为了家庭不辞幸劳的过程中,薛仁贵曾设计让柳氏改嫁,可柳氏却说道:“骂一声儿夫太不仁,我柳氏岂是那下贱人”。注意,柳氏不愿意改嫁事小,其中所反映出的“改嫁就是下贱人”这一思想则令人不寒而栗,表明其女子形象均刚烈保守,视女性贞操为重。
很多剧目中的女子形象直接愿意为了保护自己的贞洁而“以死明志”。《锁阳关》中樊金定与薛仁贵偶然结缘,并且在父亲樊仲贤的撮合下结为夫妻。
薛仁贵与樊金定诞下一子便执军远去,樊金定与“前期”柳氏一样苦苦等待丈夫归来,抚养儿子长大,可得到的却是薛仁贵拒不相认。樊金定伤心欲绝也不肯就此嫁作他人,直接自刎而终。
惩恶扬善的女仙。剧目《三皇宝剑》中,薛仁贵害怕大家发现自己已有妻室“柳氏”却隐瞒事实再娶“樊金定”的“重婚罪”,在樊金定带着儿子薛景山前来认亲时装作没关系,导致樊金定自刎去世。后期薛仁贵与番军交战过程中遭遇围堵困在扶龙岭。
大家救不了薛仁贵又无法抛下他,准备自刎效忠,而此时竟有一名“玄女娘娘”降落,指明这种困境因薛仁贵抛妻弃子犯下不仁不义之罪而招致,所以玉皇大帝在惩罚他。
在薛仁贵为自己的安危和“罪行”百感交集时,玄虚娘娘发扬自己救死扶伤的美德,告诉薛仁贵,只要等到明天,便会有援军前来相救。这天晚上,儿子薛景山受玄女娘娘之托梦到父亲遇难,便在第二天赶来就出了父亲薛仁贵。
此外,《芦花河》中的龙女白氏、《诸路合师》中的黄花圣母、梨山老母等都具有扶危济困、救死扶伤的明确人设,表明其时代对“惩恶扬善”之女性形象的宣扬。
三、社会、儒家、道家,清代薛家将戏女性形象的文化解读
在清代社会背景影响下,薛家将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均体现出族群之间相互通婚的特点。清朝之前,皇家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稳定边境民众,长期保留与其通婚的习俗,鼓励汉族人民和其他少数民族百姓之间相互通婚,尤其喜欢通过公主外嫁稳定政局。
到了清朝时期,族际通婚政策有所变化,但仍然在战局、政局的影响下得到流传。
薛仁贵作为大将,一生迎娶多名女子,虽然很多时候并非自己的意愿,只是为了扭转战局、获得援助而娶妻,但依然体现出清朝社会整体上表现出来的“可以并鼓励族际通婚”的特点。
从儒家文化影响来看,薛家将戏剧中的女子多遵守“三纲五常”,除了部分英勇善战的女子形象稍有变革之外,在传统伦理纲常方面则依旧遵守“君为臣纲、夫为妻纲”的严格贞洁观。
从道家文化影响来看,薛家将戏剧中存在大量掌握法术的女仙,就是对于道家文化的一种传承。女仙法术高强,惩恶扬善,在男女地位中更趋平等,刚好符合道家文化提倡的营养平衡。
结语
薛家将戏剧中塑造多种女性形象,其中突出表现出“忠军善战的女将、尊夫守节的贤妇、以及惩恶扬善的女仙”三种明确的女性类型。这一戏剧作品以薛仁贵一家为故事主线,在复杂多样的战斗活动中穿插女性人物塑造内容,为我们展现出清朝社会独特的女性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