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魏的五子良将立下一流的战功,为何只获得二流的官爵

时间:2026-06-22 历史品鉴

建安二十年八月,合肥城下,张辽以八百步卒突袭孙权十万大军,杀得江南人人惊怖,小儿闻张辽之名不敢夜啼。此等战功,放在任何一个朝代都足以封侯拜相、配享太庙。然而当我们翻开《三国志》仔细盘算,却发现一个令人唏嘘的事实:曹魏五子良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这五位为曹魏立下汗马功劳的顶级战将,终其一生所获官爵,竟远不及曹氏宗亲中那些战功平平之辈。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解开这个谜团,得先弄清楚五子良将到底得了什么官爵。

张辽,合肥之战后拜征东将军,曹丕称帝后封晋阳侯,食邑两千六百户。乐进,以骁果显名,官至右将军,封广昌亭侯。于禁,曹操时代假节钺,官至左将军,封益寿亭侯,但晚节不保,被关羽水淹七军后投降,最终羞愧而死。张郃,街亭之战大破马谡,官至征西车骑将军,封鄚侯。徐晃,樊城之战击退关羽,官至右将军,封阳平侯。

表面看,将军、侯爵,似乎也不低。但对比一下曹氏宗亲就明白了:夏侯惇,官至大将军,封高安乡侯,死后谥曰忠侯,配享曹操庭庙。曹仁,官至大司马,封陈侯。曹真,官至大司马,赐剑履上殿,入朝不趋。夏侯渊,虽战死定军山,但生前已拜征西将军,死后追谥愍侯。

差距最大的不是将军名号,而是"乡侯"与"县侯"之别。汉代爵位制度,县侯食一县之地,乡侯仅食一乡。张辽的晋阳侯是县侯,但那是曹丕称帝后才给的,曹操时代张辽不过是个亭侯。而夏侯惇在曹操活着时就已是乡侯,曹仁更是早早封了县侯。至于大将军、大司马这类顶级军职,与五子良将基本无缘。

更扎心的是对比诸葛亮——同样非宗室出身,刘备托孤时直接封武乡侯,开府治事。后来刘禅继位,更封诸葛亮为"武乡忠武侯",食邑万户。五子良将中最高的是张辽两千六百户,只有诸葛亮的四分之一。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待遇落差?

最核心的原因只有一个:曹魏政权的"宗室优先"原则。曹操起兵之初,依靠的是家族力量。夏侯氏与曹氏同出一源,曹仁、曹洪、夏侯惇这些人在曹操还没发迹时就倾家荡产追随。对曹操而言,这些不仅是臣子,更是"自家人"。而五子良将,无论功劳多大,始终是"外人"。

曹操曾在《让县自明本志令》中坦白:"欲使孤早去兵,则不可也。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祸。"这位枭雄至死不肯放权,连儿子曹丕都被他提防。对异姓将领,他更不可能真正托付。于禁假节钺已经是最顶级的信任了,但结果如何?一败降敌,曹操那句"吾知禁三十年,何意临危反不如庞德耶?"道尽了多少寒心与无奈。

于禁投降事件加重了曹氏宗亲对异姓将领的戒备。而张辽、徐晃等人恰恰都是"降将"出身——张辽原是吕布部下,徐晃原是杨奉手下,张郃更是从袁绍阵营投诚。在看重"忠义"的汉末,降将身份天然低人一等,即便立下不世之功,在宗亲眼中也不过是"可用但不可信"的工具。

曹丕继位后,这种压制更加明显。黄初二年,曹丕下诏:"诸将征战有功者,增邑赐爵,各有差。"听起来很公平,实际操作却是宗亲猛涨,异姓微调。张辽彼时已官至前将军,但曹丕宁可让夏侯尚(夏侯渊之侄)都督南方军事,也不愿给张辽真正的方面之权。

这种安排有政治考量:曹魏代汉而立,合法性本就存疑,必须牢牢抓住军权。军权给谁?当然是给自家人。司马懿后来能篡权成功,恰恰是因为曹爽等宗亲太不争气,给了外人可乘之机——这是后话了。

还有一个被很多人忽略的因素:五子良将的文化水平与政治能力有限。汉末九品中正制萌芽,门阀世家开始崛起。张辽出身并州边地,徐晃是河东小吏,张郃虽是武将但文化素养一般。他们能打仗,却不擅长朝堂博弈。而夏侯惇虽也出身行伍,却"好学如不足",曹仁更是"有智谋,能得人心"。在曹操眼中,宗亲们不仅能打仗,还能治国理政,自然更受重用。

五子良将中唯一例外是于禁,他一度被曹操寄予厚望,"假节钺"的权力甚至超过多数宗亲。但水淹七军那场灾难,彻底粉碎了曹操对异姓将领的终极信任。于禁被俘后,曹操叹息了整整三天,不为损失七军,而为自己三十年的判断失误。

回头看,五子良将的遭遇其实是曹魏政权的结构性困境。曹操既要依靠异姓人才打天下,又要防着他们功高震主。最好的办法就是给足物质待遇(增邑、赏赐),但卡住核心职位(大将军、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所以张辽能有二千六百户食邑,却始终进不了决策核心。

更讽刺的是,曹魏这种"自家人掌军"的套路,最终被司马懿用同样的方式破解。高平陵之变时,曹爽带着天子在外,司马懿在洛阳发动政变。关键时刻,曹魏宗亲竟无一人能领兵勤王——因为军权早已被司马懿、郭淮等异姓将领蚕食殆尽。五子良将若在天有灵,不知作何感想?他们拼死维护的曹家天下,终究败在了曹操亲手设计的这套制度上。

当然,历史是公平的。虽然生前官爵不如宗亲,五子良将却赢得了远超宗亲的民间声望。张辽止啼、徐晃周亚夫之风、张郃巧变、乐进骁果、于禁最号毅重,《三国志》陈寿将这些事迹传之后世,到宋代武庙配享时,五子良将赫然在列,而夏侯惇、曹仁却被排除在外。

陈寿在《三国志》卷末感慨:"太祖建兹武功,而时之良将,五子为先。"这评价比任何官爵都沉甸甸。官爵是当世的政治考量,而历史地位是后世的价值评判。五子良将生前或许屈居二流,但在千百年后,他们的名字与战功,早已超越了那些乡侯县侯的虚名。

这大约就是历史的补偿。功业自在人心,不在印绶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