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4年，辽国的萧太后率军南下进攻北宋，但未能成功，她与宋朝签订了《澶渊之盟》，从此两国进入了长达百余年的和平时期。这场和平的达成，主要因为当时宋辽两国的实力大致相当。实际上，在萧太后南侵的过程中，宋朝曾有机会合围并歼灭辽国大军，可惜其中一位负责指挥主力部队的大将因为懈怠，导致局势变得复杂，最终两国被迫达成和议。那么，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自从石敬瑭的后晋政权失去幽云十六州并将其割让给契丹后，北方的防线就变得非常脆弱，契丹骑兵可以随时南下威胁华北。宋朝建立后，宋太祖便开始谋划收回幽云十六州。宋太宗在攻灭北汉后，立即带兵攻打幽云十六州，但结果遭遇惨败，他自己甚至在战败后乘驴车逃回涿州，此事被戏称为高梁河车神。这一败局打破了宋辽之间的和平局面，辽军接连南下骚扰中原，虽未能占领太多城市，却给北方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宋军的北伐也未能奏效，双方陷入了长期的战略僵持。那个时期，宋辽两国的君臣都在努力提升国力。辽国的萧太后掌握朝政，她屡次率兵南下进攻宋朝。到了1004年，萧太后和她的儿子辽圣宗耶律隆绪率领20万大军南侵，他们以收复瓦桥关为名，实际目的却是想模仿辽太宗耶律德光灭掉后晋的战略，趁机消灭北宋，从而结束两国长达25年的拉锯战。在999年，萧太后曾带兵南下，宋真宗亲自率军迎战，成功击退了辽军。如今，辽国再度发动南侵，宋真宗准备再次亲征。他召集大臣商议，宰相寇准等四人提出，澶州城（今河南濮阳）是指挥大军的理想地点。部分大臣如毕士安和王继英建议暂时停滞，而寇准和将军王显则主张立刻出发。寇准作为主战派，深恨辽军不断南下扰乱华北，早就希望能痛击敌人。他策划了一套围歼辽军主力的计划：首先，若辽军突破贝州防线，宋军将从定州出发，三万大军协同其他部队一举围堵。若辽军在镇州和定州之间抵挡宋军，则宋军将派兵袭扰辽军后方。最后，宋真宗亲自率领十万大军北上，全面包围辽军，力图消灭其主力。宋真宗批准了这一计划，开始着手准备。从这个计划来看，王超被赋予了极大的责任。王超在之前的望都之战中因没有及时援救陷入困境的王继忠部队而遭到批评，导致王继忠全军覆没，王继忠本人也被俘。然而，尽管他有过不光彩的历史，宋真宗仍然决定让他指挥十万大军。这是因为王超在宋朝军中有着高尚的威望，并且他熟悉河北的地形和战事。真宗曾在他指挥的阅兵时对其表现赞赏有加，因此赋予了他重任。辽军南下时，虽然宋军在野战中败给辽军，但攻城方面并不擅长，几乎没有占领任何城市。辽军在经过河北各州时，遭到了宋军和百姓的顽强抵抗，攻城进展缓慢。辽军进入定州时，王超并未派兵拦截，而是按朝廷命令保持观望，坚守伺机而动的方针。就在辽军攻占瀛州时，守将李延渥顽强抵抗，辽军伤亡惨重，最终选择南下。在这个关键时刻，王超却依然没有采取行动，也未趁机切断辽军的后路。直到辽军抵达澶渊时，王超仍未出兵，宋真宗对此非常焦虑。毕竟，这不仅仅是一个主力部队没有前来支援的问题，这让宋真宗想起了历史上的一些悲剧，比如后晋出帝石重贵在澶州临阵投敌的事件。因此，真宗不敢贸然下令撤换王超，担心他可能投降辽国。随着局势的紧张，宋真宗面临着十万宋军对抗辽军20万的困境，形势并不乐观。王超的消极态度也让朝廷内外产生了极大的不安。此时，一些大臣建议真宗放弃东京城，南撤避敌。但寇准则强烈反对，他指出，如果宋真宗选择撤退，不仅会丧失民心，还可能失去整个中原。寇准劝说宋真宗，只有亲自出征，才能鼓舞士气，激战敌人。最终，宋真宗决定亲自前往澶州迎战辽军。他一方面派兵进攻辽国境内的易州，牵制辽军，另一方面重新启用李继隆准备防守澶州。在澶州，宋军依托得天独厚的地形进行了防守，并成功挡住了辽军的进攻。而辽军指挥官萧挞凛不幸被宋军精准狙击，一箭命中致死，令辽军士气大跌。当宋真宗亲自到达澶州时，王超依旧没有任何动作，许多大臣都表示反对前进。此时，寇准等人劝说宋真宗如果不渡过黄河，敌人将更加肆无忌惮，士气也会愈加嚣张。宋真宗听从了建议，决定渡过黄河。到了澶州北城，宋军士气大振，辽军因无法确定王超的动向，心生疑虑，最终不敢与宋军正面交战。由于王超的消极怠工，辽军处于极度不安的状态，而宋军则士气高涨，准备进行决战。正是在这个时刻，双方的领导人不愿再继续战斗，主和派借机推动了和谈。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最终在王继忠的调解下，宋辽双方签订了《澶渊之盟》，辽军撤退，宋朝则每年向辽国支付三十万岁币，结束了长达数年的战争。王超的摸鱼行为虽然并非出于叛变，而是源于他的懦弱和胆怯，却导致了整个战局的改变。虽然他因未能履行命令而受到处罚，但得益于他之前的背景和宋真宗的宽容，他最终只被罢免了指挥职务，后来被调任为地方节度使。历史证明，战争中的关键决定常常由个别人的选择决定，而王超的失误无疑改变了整个战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