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说这名声的反转，没几个人比得过他。

他活着的时候，干近代洋务，结果背上“卖国贼”的骂名。在1884年那会儿，更是被政敌和清流们指着鼻子骂“小汉奸”。

可他死了之后，学生给他的挽联是：“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他成了“爱国老人”，成了“真宗教家必爱国”的典范。

这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从“汉奸”到“民族之光”的百岁老人，就是马相伯。

早年“翻车”，他是如何背上“汉奸”骂名的？

马相伯，原名马建常，1840年生人。他这辈子有三次“职业转型”，第一次就堪称“叛逆”。

他出身明朝就信了天主教的世家，12岁那年（1851年）自己不满意私塾教育，居然一个人坐船跑到上海，进了耶稣会的圣依纳爵公学（后来大名鼎鼎的徐汇公学）。

这小子是个人才，学霸体质，一路开挂。1862年加入耶稣会，1870年拿到神学博士学位，成了神父，1871年就当上了徐汇公学的校长。

按这剧本，他该是未来的中国区主教。可马相伯偏不。1876年，36岁的他，不干了。

为啥？一是他太“能”，二是他太“有钱”。

他给家里管赈灾的哥哥马建勋要了2000两白银去救灾民，结果他的法国上级不高兴了，说你一个神父，发了“神贫”誓约的，哪来的“私产”？

马相伯一听也火了：我这是救人，怎么叫私产？

正闹着，他哥哥马建勋（在淮军系统里）来信了，说弟弟你别在那受气了，“政府还会给你一个惊人的高位”，赶紧出来帮李鸿章大人搞洋务。

马相伯一想，行，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36岁的马神父，还俗下海，进了李鸿章的幕府，当了“幕友”。

他确实有本事。1882年跑去处理朝鲜外交问题，1886年又跑去美国谈贷款，想搞个“华美银行”。但他人生的第一个大跟头，也是最大的“污点”，在1884年来了。

那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国海军扬言要打长江。马相伯的弟弟马建忠当时管着招商局。

为了保住这些宝贵的轮船，马建忠想了个“骚操作”：把招商局的船，名义上“卖”给了美国的旗昌洋行。

船换上美国国旗，法国人总不敢动了吧？

这操作在商战上也许是天才，但在政治上是弥天大祸。消息传回北京，“廷议大哗”。御史们疯了：国家在打仗，你居然把国有资产卖给洋人？

“小汉奸”、“卖国贼”的帽子铺天盖地扣下来。

虽然战后，马相伯作为谈判代表，在1885年又把这些船完完整整地“买”了回来，但这口“卖国”的黑锅，算是背结实了。

他的洋务生涯，彻底失败。

人生重启，60岁“散尽家财”的疯狂

政治上“社会性死亡”的马相伯，迎来了命运的连续重锤。

他脱离教会后结了婚，娶妻生子。但在1893年，他妻子带着大儿子回山东老家探亲，不幸遭遇海难，母子双亡。

1895年，他母亲沈氏病重。马相伯赶回家侍疾。弥留之际，他母亲对他说了一句让他终生难忘的话：

“我的儿子是神父，你既已不是神父，我亦不认你是我的儿子。”

接连的打击，让马相伯彻底崩溃了。他觉得半生蹉跎，一事无成，家破人亡，连母亲都不认他。

1897年，他离开官场，回到上海佘山。他向教会做了补赎（忏悔），重新获得了赦免。

这一次，他大彻大悟了。他决定开启人生的“下半场”。

1900年，马相伯60岁。他做了一个震惊所有人的决定：捐出自己名下的全部家产。

捐了多少？根据当时的字据，包括“松青两邑田三千亩”，“现洋四万元”，以及“英法租界地八处”。

在1900年，这是个天文数字。他只有一个要求：办一所“中西大学堂”。

这就是后来著名的“毁家兴学”。

他这种“散财”是六亲不认的。晚年，他的长子马君远病逝，留下一个18岁的寡妇和仅6个月大的孙女马玉章。

马相伯的学生们，包括于右任、邵力子等人，不忍心老师一家如此凄惨，凑了1万大洋，给马玉章当生活费和教育费。

结果马相伯转手就把这1万块，全捐给了他创办的启明女校。一分钱没给孙女留。

他孙女马玉章后来回忆，马相伯临终前拉着她的手问：“孩子，爷爷没有给你留下一分钱，连你自己的钱，爷爷也没有留给你，你恨爷爷不恨？”

祖孙二人，抱头痛哭。

“中国大学之父”的二次“翻车”

你以为“毁家兴学”就一帆风顺了？马相伯的“倒霉体质”又来了。

他把钱捐给教会（江南代牧区），可教会拿了钱，办学的事却迟迟不动。

直到1902年，机会自己找上门了。

当时南洋公学（今上海交大）爆发“墨水瓶事件”学潮，校长蔡元培带着学生集体辞职。蔡元培领着24个学生，包括后来的黄炎培、李叔同（弘一法师）、邵力子，找到了马相伯。

马相伯一看，这不就是我要的学生吗？1903年，62岁的马相伯租了徐家汇老天文台的房子，震旦学院（AuroraAcademy）开学了。

马相伯亲自上阵，教拉丁文、数学、哲学。他还收留了因写诗抨击清廷而被通缉的于右任。

为了保证学术独立，马相伯定下了震旦的校规：“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

坏了，“不谈教理”这四个字，又惹火了出钱的法国耶稣会。

1905年，耶稣会派来一个强硬的法国神父南从周担任教务长。他一上任就推翻了马相伯的规矩，废除了学生自治，要求学校一切事务由教会管理。

马相伯彻底失望，愤而辞职。

接下来，就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燃的一幕：震旦学院的132名学生，有130人，为了支持马校长，集体宣布退学。

马相伯感动万分。他带着这群“铁粉”学生，在上海士绅和两江总督周馥的支持下，在吴淞提督衙门的废墟上，成立了一所新学校。

这所学校，取名“复旦”。

“复旦”，出自《尚书》“日月光华，旦复旦兮”；但它还有一层更刚的意思：“光复震旦”。

马相伯的“教育版图”就此拉开。

他不仅创办了震旦、复旦。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应蔡元培邀请，北上担任北京大学的代理校长。

一上任，他就开炮了。他发现北大（当时还叫京师大学堂）里一堆“老学生”不毕业，混日子领津贴。他发表演讲说：

“大学者，非以校舍大，学生年纪大及教习修金大，乃以学生有高等之程度及高尚之道德而大。”

（这话后来被清华的梅贻琦校长浓缩成了“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1914年，他又和《大公报》创始人英敛之联手，在北京香山创办“辅仁社”，这就是后来辅仁大学的前身。

一个人，创办了震旦、复旦、辅仁，还当过北大校长。

那个60岁捐出三千亩地的马相伯，用他的“下半场”，成了“中国近代大学之父”。

办完教育，马相伯]已经八九十岁了，他自称“不问世事”，一心著述。

如果就这么终老，他是个伟大的教育家。但1931年，改变命运的年份又来了。

“九一八”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

消息传来，91岁高龄的马相伯拍案而起。他改变了“不问世事”的决定，宣布“复出”，投身抗日救亡。

这一次，他的人生“上半场”（政治）和“下半场”（教育）完美融合了。

他和他早年的政敌、晚年的好友、国学大师章太炎，联名发表“二老通电”，声援在东北抗战的马占山。

他以90多岁的高龄，连续4个月发表“国难演说”，大声疾呼“还我河山”。

为了给前线筹款，他重操旧业，开始“卖字救国”。他孙女马玉章回忆，爷爷整天都在奋笔疾书。当时教会捐了2架救护飞机，马相伯和他的家族至少捐了半架。

1932年，他发起成立“不忍人会”。

这名字出自《孟子》的“人皆有不忍人之心”。马相伯说，日本人的暴行，连“天理”都不顾了，我们如果还“忍”，就连人都不是了。

他还积极参与“救国会”的活动，支持沈钧儒等“七君子”。

这一刻，马相伯从一个教育家，升华成了全民族的精神领袖。

当年那个在1884年被骂“小汉奸”、“卖国贼”的马相伯，在50年后，用行动洗刷了所有污名，成了全中国最受尊敬的“爱国老人”。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年近百岁的马相伯被迫踏上流亡之路，随家人迁往后方。

1939年，他流落到越南谅山，病倒了。

10月底，湘北大捷的消息传来。病床上的老人听到中国军队打了胜仗，“兴奋过度，虽能起坐……但不易入眠，而病势益剧”。

几天后，1939年11月4日，马相伯在谅山病逝，享年100岁。

他死在了抗战胜利的前夕。

他一生都在践行“人道主义”，他呼吁“立国以人道为本”。他救国，是“本天职”。

正如他的学生、曾被他从清廷通缉中救下的于右任，在给恩师的挽联中写下的那句话：

“光荣归上帝，生死护中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