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个十六岁的少年，瘦弱得风都能吹倒，却被指认杀死了一个身强体壮的成年男子。

更离奇的是，死者身上有几十处伤口，怎么可能是一个孩子干的？审案官员越想越不对劲。

何为"宰白鸭"

福建谳局里，审判员陈鳌盯着眼前的案卷，眉头皱得能夹死苍蝇。

卷宗上写得清清楚楚：死者是个壮年男人，身材高大魁梧，仵作验尸发现全身上下十几处淤青伤口，最后失血过多死亡。凶手呢？是个不满十七岁的半大孩子。

陈鳌抬头看了看堂下跪着的少年，心里咯噔一下。这孩子面黄肌瘦，一看就是常年吃不饱饭的样子，胳膊细得跟麻杆似的。就这体格，能把一个彪形大汉打得浑身是伤？还能活活打死？

鬼都不信。

更让陈鳌起疑的是少年的口供。第一次提审，少年张嘴就来，把作案过程说得头头是道，时间地点动机手段，一字不差。陈鳌又问了一遍，少年还是那套说辞，连语气停顿的地方都一模一样。

这哪是供述？分明是背课文。

陈鳌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什么妖蛾子没见过。一听这口供，立马明白了——这是"宰白鸭"。

什么叫"宰白鸭"？说白了就是拿钱买命。有钱人家的子弟犯了命案，不想伏法受死，就花大价钱找个穷人家的孩子来顶包替死。穷人家揭不开锅，为了几两银子，亲手把自己的骨肉送上刑场。

这些替死的人，就像菜市场里任人宰割的白鸭子，贪点食儿就被人一刀抹了脖子，所以民间管这叫"宰白鸭"。

这种缺德事儿，在清朝乾隆年间就开始了。最早出现在福建漳州、泉州，还有广东潮州、惠州这些沿海地区。到了道光年间，更是蔓延到了广西、江西、湖南、浙江。据史料记载，光是漳州、泉州两个地方，每年"宰白鸭"的冤案就不下一百多起。

一百多条人命啊，都是无辜的穷苦百姓，就这么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

为什么"宰白鸭"能这么猖獗？根子在清朝的司法制度上。

那时候断案讲究"罪从供定"，意思是只要犯人自己认了罪，招了供，这案子就算定了。官员不用费心去查证据，只要口供对得上，就能结案交差。

这套制度有个致命的漏洞——只要买通替死鬼把口供背熟，真凶就能逍遥法外。

有些官员是真糊涂，看犯人供认不讳就信以为真。更多的官员是装糊涂，收了有钱人的好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案卷上写得漂漂亮亮，谁也挑不出毛病，何必给自己找麻烦？

"白鸭"就这样一只接一只地被宰。

陈鳌不想当这种糊涂官。第三次提审的时候，换了个法子，不问案情，专门开导这孩子。说你年纪轻轻，有什么冤屈尽管讲，本官替你做主。

少年低着头不吭声，眼眶慢慢红了。

陈鳌一看有戏，继续说：你这身板，杀得了人吗？你自己心里清楚。真凶在外头活得好好的，你却要替别人去死，这公平吗？

少年终于绷不住了，抱头痛哭，喊出两个字：冤枉！

无辜者的悲惨命运

少年哭着把实情都交代了。原来是家里穷得揭不开锅，爹娘收了富户的银子，让儿子去顶那个杀人的罪。口供是事先背好的，一个字都不能错。

陈鳌听完，心里又气又疼。当场把案子驳回县衙，要求重新审理。

本以为这下能还少年一个公道，谁知道接下来发生的事，比案子本身还让人心寒。

县衙里那个知县，一看案子被驳回来，脸都绿了。少年翻供这事儿要是坐实，不光真凶要落网，连带着收了好处的官员也得跟着倒霉。

知县恼羞成怒，让衙役把少年拖下去，动用了各种酷刑。一个十六岁的孩子，哪里受得了这种折磨？

更狠的是少年的父母。这对爹娘收了人家的钱，生怕儿子翻供会连累全家，跑到牢里又打又骂，逼着亲儿子继续去送死。

少年被打得皮开肉绽，爹娘又在旁边威胁恐吓。里外不是人，上天无路入地无门。

没过多久，县衙把"重新审理"的结果送了上来。陈鳌一看，气得差点把桌子掀了——口供跟原来一模一样，少年又认罪了。

再提审的时候，少年已经彻底死了心。不管怎么问，都一口咬定自己就是凶手，绝口不提翻供的事儿。

按照大清律例，这孩子被判了死罪。

案子定下来之后，陈鳌单独去见了少年一面。问：你为什么又翻供了？

少年流着泪说出了实情。县官的酷刑，爹娘的逼迫，活着已经生不如死。与其这样受罪，不如死了算了。

陈鳌站在牢房里，半天说不出话来。

这个案子后来被陈鳌的儿子陈其元写进了《庸闲斋笔记》，让后人知道了这段令人齿寒的历史。

类似的案子，在清朝绝不是个例。

嘉庆年间，山东莱州府也出过一桩。名吏张问陶在复审一件命案时发现，凶手王小山才二十岁出头，手无缚鸡之力，口供却背得滚瓜烂熟。

张问陶反复开导，王小山终于承认：真凶是富家公子屈培秋，自己家里欠了一屁股债，收了屈家二百两银子才答应来顶罪的。

二百两银子，就买断了一条人命。

张问陶查明真相后，当场写下一份判词，字字诛心：杀人者死，这是律法明文规定。如果有钱就能买人顶罪，那富家子弟还有什么可顾忌的？ 堂堂国法，难道只是给穷人立的规矩？

这判词写得解气，可在那个年代，能像张问陶这样秉公执法的官员，又有几个？

晚清还有一桩轰动全国的大案——王树汶案，被称为"河南版杨乃武与小白菜"。

光绪年间，河南镇平县发生了一起强盗案。真凶胡体安跑了，却骗了个十五岁的少年王树汶去顶罪。这案子从县到府到省，一路绿灯，竟然判了斩立决。

行刑那天，押送犯人的骡子突然发了狂，一头冲进城隍庙不肯动。王树汶趁机大喊冤枉，监斩官觉得蹊跷，奏请复查。

这一查就是三年。河南的官员们抱成一团，一个比一个护短。最后惊动了慈禧太后，派刑部员外郎赵舒翘来审。赵舒翘顶着压力，终于查清了真相，王树汶无罪释放。

可笑的是，真凶胡体安始终没有落网。据野史记载，此人后来跑到河南新野县，换了个名字当上了捕头——昔日的强盗，摇身一变成了抓强盗的人。

从黑暗走向光明

"宰白鸭"为什么能在清朝横行近两百年？说到底是三个字：穷、贪、乱。

穷，是老百姓穷。一家人吃了上顿没下顿，几十两银子就能让父母亲手把孩子送上断头台。这种事听着泯灭人性，可饿肚子的滋味谁受得了？

贪，是当官的贪。"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这话不是白说的。收了有钱人的好处，自然要替人家办事。明知道是冤案，也装聋作哑。

乱，是地方上乱。福建、广东那些地方，宗族势力特别大，动不动就械斗。两个村子打起来，死伤十几个人是常事。打完了怎么办？总得有人出来顶罪。宗族长老们一合计，从族里挑几个穷人家的孩子，给点钱让他们去认罪。

《清实录》里记载，道光皇帝看到"宰白鸭"的奏折时，气得拍案而起，下旨严厉禁止。可有什么用呢？皇帝在北京发火，下面的官员该干嘛还干嘛。

"皇帝发怒而官吏不怒"，"白鸭"照宰不误。

清朝有个文人叫黄霁清，写过一首乐府诗叫《宰白鸭》，把这种陋习骂得狗血淋头。诗里有几句特别扎心："累累死囚又何辜，甘伏笼中延颈时"——那些死囚有什么罪？像关在笼子里的鸭子一样伸着脖子等死。"官避处分图结案，明知非辜莫区判"——官员们为了自己的乌纱帽，明知道是冤枉的也不管。"哀哉性命轻于毛"——可怜老百姓的命，比鸿毛还轻。

这首诗传下来，成了那个黑暗时代的一份铁证。

"宰白鸭"的根子，在于封建制度本身。皇权至上，官官相护，穷人的命不值钱。就算有几个清官想管，也是独木难支。

直到民国以后，司法制度改成"重证不重供"，光有口供不算数，得有证据才能定罪。"宰白鸭"这种事才慢慢减少。

新中国成立后，彻底废除了封建司法制度。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管你有钱没钱，有权没权，犯了法都得受惩罚。冤假错案一旦发现，必须纠正，必须追责。

现如今，"疑罪从无"已经写进了法律。宁可放过，不可错杀。司法改革一步步推进，老百姓的合法权益有了真正的保障。

回头看看那些"白鸭"的故事，除了唏嘘，更多的是庆幸。庆幸我们生在了一个法治健全的时代，庆幸那些人间惨剧永远不会再上演。

这盛世，如先辈们所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