捻军和太平天国的关系非常有趣，最初它们是各自为战，后来才逐渐建立了联系。
当太平天国在南方掀起风暴时，北方的捻军也开始反抗清朝。不过，捻军最初并没有明确的名分，它们只是一群普通的农民游击队，平时务农，遇到问题就抢劫官府，抵抗捐税，简直像是“季节性起义”。
1853年，太平军北伐进军到安徽，这才激起了捻军的反抗情绪，张乐行、张宗禹等人开始集结队伍，建立了“大汉国”，自称“明命王”，甚至一度想与太平天国争夺地盘。但他们很快发现，太平天国已经占领了南京，自己地盘小，组织松散，只能先忍耐、低调发展。
到了1857年，捻军和太平天国终于有了真正的合作。当时太平天国内部发生了内讧，实力受损，急需盟友；而北方的捻军也被清军打得很惨。于是，张乐行带领捻军南下，与太平军的陈玉成、李秀成会合，表面上归顺了太平天国，自己则获得了“征北主将”和“沃王”等封号，但实际上依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捻军基本不遵守太平天国的规矩，打仗时也常常“听封不听调”，就是利用太平天国的名义，按自己的方式行事。比如，尽管张乐行被洪秀全封为官，他依然以“大汉盟主”的身份发布命令，手下有的换了太平军的旗号，有的则仍保持捻军的打扮，搞得太平天国也非常头疼，觉得捻军这群“野路子”不好管理。
不过，合作虽然表面上顺利，但双方各怀心机。太平天国希望利用捻军抵挡清军的主力僧格林沁，而捻军则希望借助太平军的名气来壮大自己，甚至借机夺取更多的地盘。两军合作几次共同对抗清军，比如在霍丘、六安一带联合抗清，但关键时刻总是各自为战。太平军忙着守住安庆，而捻军看到局势不对就撤回淮北。
直到1864年，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陷落，太平军残部的赖文光与捻军的张宗禹合并，这才算是两军真正合并。新成立的捻军改为骑兵，开始进行流动作战，甚至击败了清朝最强的将领僧格林沁，令清朝政府非常恐慌。但到这个时候，太平天国已经灭亡，捻军的力量也已经衰弱，最终被李鸿章和左宗棠联手剿灭。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这背后的一位人物——张乐行，一个悲剧性的角色。
张乐行是个地主家的“反骨仔”。1851年秋天，张家大少爷张乐行正躺在自家粮仓上啃麦秆。这位出身地主家庭的年轻人，原本该在千亩田地上当个土财主，但他却整天带着佃户们玩刀弄枪。村里的老人常说：“张家要败在这小子手里！”谁也没想到，这个被看作“败家子”的年轻人，最终会成为令清军闻风丧胆的捻军盟主。
张乐行的叛逆情节早有迹象。他的父亲张愚斋是当地的富豪，但张乐行偏偏不爱做生意，而是爱砍刀、带人劫富济贫。十五岁那年，他带着家丁劫了官府的粮队，将粮食分发给饥民。当时的县太爷来找他算账，他不但不怕，还拿着砍刀威胁：“要粮没得，要命一条！”这种劫富济贫的做法，让他在穷苦百姓中积累了极高的声望。
从“土霸王”到起义军盟主。1851年，太平天国的金田起义爆发，张乐行丢下祖传的田契，对着聚集的五千乡勇宣布：“从今儿起，不交皇粮，不跪官府！”他所领导的捻军迅速横扫豫皖边界，专门抢劫官道上的盐商，抢来的盐换成粮食送给百姓，这一做法在百姓中赢得了极大支持，大家称之为“吃大户，养小户”。
张乐行不仅会抢劫，他还很有军事才略。根据《清史稿》记载，他创立了“骑兵游击”战术：当清军来剿时，捻军化整为零，潜入山沟，清军撤退时又迅速集结反扑。最厉害的是他发明了“土雷”，用陶罐装火药和铁砂，专门炸清军的马队。安徽巡抚福济在奏折中写道：“贼骑来去如风，官军疲于奔命。”
1855年，张乐行带领十万捻军投降太平天国。洪秀全封他为“征北主将”，但他根本不理会这些封号，甚至在给天京的文书中写道：“听调不听宣”，意思是让他去做事就行，别想让他去磕头请安。张乐行的这种作风，简直就是江湖气十足，像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然而，这位“土霸王”确实能打。1859年，在西华之战中，他指挥捻军围困清军名将联恩。联恩的花翎被砍下时，张乐行还在田埂上啃烧饼，边吃边说：“早就说了别穿这么花哨！”这场胜利后，洪秀全暗地里给他封了个“沃王”，但心里却暗自不满：“这姓张的，比曾国藩还难缠。”
然而，叛徒最终出卖了他。1863年正月十五，张乐行本应和家人团聚，却被自己人背叛。叛徒李勤邦故意给他下了蒙汗药，等他醒来时，家人已被捆绑成一串。清军将领僧格林沁冷笑着对他说：“沃王是吧？我们给你准备了场大戏。”
清军的折磨极其残酷。张乐行的妻子杜金蝉被剥衣服，忍受残忍的折磨，但她没有出声。张乐行目睹妻子、两个儿子的惨死，愤怒至极，但无能为力。尽管如此，他仍在临终前喊出了：“十八年后，老子还反！”